数字化时代的创新
- 2022-06-01 10:00:00
- 郭朝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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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年来,我一直对创新很感兴趣。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:数字化时代的技术创新,和过去有什么不同?以下是一点不成熟的思考。
要回答这个问题,先扯得稍微远一点,谈一下技术和经济的关系。我刚去宝钢的时候,有人就告诉我:宝钢值得做的项目特别多。比如,如果把钢坯的烧损减少0.1%,每年就可以节约上万吨钢。与之相比,有些小工厂的材料利用率只有60%~70%。因为用量少,也懒得优化。大企业、高端企业经常采用各种优化算法,就是因为“值得做”。所以,技术有了经济性,才容易进步;技术进步了,才能促进经济发展。
我们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,看技术的作用。在《现代经济的起源:增长的文化》中,把增长模式归结为亚当斯密模式和熊彼特模式。亚当斯密强调分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,而熊彼特则从创新的角度寻找经济发展的原因。众所周知,熊彼特从经济角度定义的创新不同于技术创新。但相比之下,前者侧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后者侧重人与自然的关系。安筱鹏博士2年前的一个报告中,把数字化技术带动的经济增长也划分成这两种模式。也就是说:数字化技术既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,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。工业企业在谈数字化技术时,往往谈的是应用技术。数字技术应用的本质,往往可以归结为人机关系的改变。
在我看来,过去的发明创造,往往与物质材料的属性有关。我们知道:科学发现往往针对物质的属性。由于这样的原因,科学发现往往能够促进技术的进步、发明的产生。但反过来,科学进步的停滞也阻碍着技术的进步。试想:如果能找到一种材料,把储电量提高十倍,现代社会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但是,与之不同的是:数字化技术的重要工作,特别是与数据分析与算法相关的工作,与物质属性的关联度并不大。
在《现代经济的起源:增长的文化》一书中提到:创新需要否定前辈。要有这样的文化,才有利于创新。我觉得,在数字化时代,这个观点是需要辩证看待的。
科学研究一般要否定前辈。原因是:在某些领域,人们几乎对所有的问题都给出了答案。科学要进步,就要否定过去的答案。但是,随着科学的进步,“否定”的过程逐渐从“全盘否定”走向“辩证否定”。所谓“辩证否定”,往往是否定一部分、在部分场景下否定。相对论否定牛顿力学的模式是:牛顿力学在低速、宏观条件下是对的;在高速、粒子层面是不准确的。有人曾经发现,某种药物对18%的白血病人没有任何作用;后来发现:这18%是另外一种类型的白血病。
我们知道:技术创新解决的不是对错问题,而是“更好”、“更具经济性”等问题。这时的创新,更不需要完全否定前辈。比如,汽车并不是完全否定马车,甚至继承了马车的一些东西。
数字化的应用技术,更要强调“继承基础”之上的进步。例如,我们常说:数字化技术促进了协同、共享、复用。其实,即便促进了协同,还是该干啥干啥;资源共享并没有创造新资源、知识复用也并不意味着有新知识。数字化技术改变的是协作的经济性、资源的经济性、知识的经济性。当然,经济性的上升,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。
另外,很多数字化技术的本质作用是支持创新和持续改进的工具。其中,数字化设计是创新的有效工具,而数字孪生、工业互联网、工业APP等技术,更是支持持续改进的工具。
从技术角度讲,数字化技术的作用往往体现为人机关系改变。改变人机关系的方式,可以是自动化(如无人收费的车库)、可以是智能决策、可以是机器辅助决策、可以是远程操作。除了代替人类劳动、改善劳动环境外,人机关系改变的价值往往体现在综合优化上。综合优化可以分成跨空间、跨时间两类。其中,能源、交通管控和设备的远程诊断是典型的跨空间综合优化。而研发过程的(部分工作)并行化是典型的跨越时间段,比如把材料选择、设计、测试综合起来。 跨时间、跨空间的优化,往往与传统技术发明不同:依靠物质属性及其相关关系的发明,往往需要物理接触,较难跨空间和时间。这种改变可能会导致创新思维方式的调整。
总之,数字化技术应用对创新的影响特点往往不同于过去的技术创新。 除了改变人机关系、综合优化两类工作带来的新技术,数字化技术更多地通过改变经济性来间接地促进技术创新,更多地强调继承基础上的技术创新。
强调继承性时,要多理解现代工业、理解现代工业的管理、理解工业时代的创新。强调继承性时,不要过度强调技术的难度和新颖性,而是要强调抓住机会、强调经济性。一些“技术含量不高”的技术,同样会极大地改变世界。用技术难度和新颖性去评价数字化技术,往往是不合适的。
最后还要说明一下: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中。没有科学突破,技术发展迟早会慢下来;没有新的发明创造,数字化技术应用的机会和潜力总会越来越少。长期看,数字化技术的最大作用之一,就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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